迄今为止，出现在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大致有如下多元发展形态。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种特殊的结构使国家通过掌握一切资源、信息和发展机会，并把它们分配给地方和单位而控制地方和单位，地方政府和单位又通过一级级地资源、信息和发展机会的分配，控制下一级单位，直至控制每一个人。而哪些领域应由政府直接管理，哪些领域靠市场去调节，哪些领域可由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发挥作用，应按照一种新的理念去划分和协调。
二，企业在资产增值后它的举办者（所有人）可以按股分红，而非营利性的组织在支出成本（办好事也有成本）后，如有剩余（利润），只能留作事业发展（继续做好事），而不能进入分配。虽然我们有过多部宪法，但计划经济时形成的总体性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使我们在一个时期忘掉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人口多，资源少的硬制约使中国只能城乡分治，只能只负担少数人的医疗保健支出。善治至少包含如下一些要素 [22]： 1，治理是在一种法治的原则之下进行的，具有一种在公众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之上的合法性。而技术则是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或者创造能够带来自然界或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和变化的一种手段[1]。
非营利性的组织并非不排除生利，而且生利，正是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特别是一些从事慈善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得以长久生存并有所发展的前提。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一些。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土地使用权性质未及时变更，仅涉及合同无法全面履行时之解除或终止问题，即当事人所主张的对《土地管理法》具体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非接近本案事实的规范，最终适用《合同法》93条判令合同解除。
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之法理基础，在于其是我国规范等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法非正式法源，且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无可避免地需要适用于民事司法。且特殊领域和技术问题也宜交由对应行政部门进行立法。[xlv]我国台湾地区‘宪法第172条规定：命令与‘宪法或法律牴触者无效。多有就此撰文或涉及者，参见张民安：《民法总则》第10条的成功与不足——我国民法渊源五分法理论的确立，《法治研究》2017年第3期，第21页。
而在此类立法下，又有立法部门之下位机关制定的细则、立法部门及下位机关为执行该立法所发布的命令，均指向并规制某类私法关系。[xxi]自《民法总则》公布之后，对于第10条之法源条款地位，基本达成通识。
[xxvi]可见，比较法上，民法典中法源意义上的法律应作广义理解，且尚有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定义为广义法律的余地。随后，该批复被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0月26日公布之《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以下简称《裁判文书引用规定》）取代，[x]并于第6条明确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二）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民法非正式法源 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当以法源理论为基础。黄学贤：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规则嬗变及其完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74页。
苏永钦：‘民法第一条的规范意义，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lviii]又如当事人指出涉案土地使用权性质的相关变更法律手续未及时办理，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据此应认为联合开发协议为无效协议。魏德士主张，法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xxxiv]参见注[13]，第429—430页。
在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并非凭空而出，从宪法到法律，再到行政规范性文件，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等级体系：《宪法》89条明确国务院职权之一是根据宪法和法律发布决定和命令。[xxx]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第八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但见后二者立法及实践，均对此处之法律做扩大处理。[lx]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民政部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查办法》第9条、《湖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5条等。
再查涉诉地区的地方性法规，有《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其中有更接近本案诉争焦点的规定，即40条第3款：租赁户名变更后，原承租人的共同居住人仍享有居住权。[xxviii]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xvi]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和规范等级体系，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找到了法律秩序上的归属，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效力依据：从宪法到法律，再到行政法规和规章，直至行政规范性文件，一级一级的演绎，使得行政规范性文件自然具有了规范意义上的强制力。其主张公私法在权利义务关系及其种类、法律原因、关于人、物及事业等方面均具有共通性，此即公私法转换的法理基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便存于这找法之中。[ii]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lfzt/2014/2013-12/31/content_1822189.htm，2019年6月10日访问。
法源意义上的民事司法适用规则，包括形式、实质、程序三个方面。[xi]从形式上看，当宪法给予某些行政机关以制定详细法律条款的一般规范的权力，此时这些一般规范，并不是所谓立法机关发布的，而是由其他机关在立法者所发布的一般规范基础上发布的，它们就被称为条例或命令。
第107条又将发布决定和命令的职权赋予给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者简介：汪君，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xlii]［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viii]2019年6月10日检索时，得民事案由类裁判文书27097件，将检索范围限定在法院观点后，得11457件无讼案例。
缓和、协调国家政策的超前性与行政法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xiv]参见注[11]，第173—243页。[lvi]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四（民）初字第1109号民事判决书。[xxxii]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xxvii]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xiv]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法律创设的方式之一，正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或者在其他一般规范的基础上创设，符合从高级到低级的结构，同属于法律秩序的一部分。
分析法学派坚决反对公私法之划分，如奥斯丁主张公私法皆为主权者命令。第二，行政规范性文件适用于民事司法之缘由，在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为法律法规之释示，或行政规范性文件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或需资为裁判之基础。
《民法总则》10条中广义法律的展开，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强制性规定之民事行为效力、违反保护性规范之侵权责任、物权法定原则下的物权规范体系构建等命题。依德国通说及实务，此处所谓法律规范既包括狭义法律，又包括法规性命令、条约、自治规章、习惯法、宪法法院裁判、欧洲共同体法规等。
准法源即司法机关仅于审查可供适用时方可适用，如行政机关之解释、最高法院民事庭会议之决议等。[xlvii]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请解释‘宪法：……适用法律与命令发生有抵触‘宪法之疑义者。综合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司法适用之有关规定及实践，再看《裁判文书引用规定》之意旨，可总结出以下规则：第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裁判说理依据，但据以作出裁判之依据仍为法律，行政规范性文件仅资论证。这一点与《裁判文书引用规定》之审理案件的需要一致。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新近案例101台上1915中指出，各机关究其执掌所做有关法规释示之行政命令或‘中央或地方机关依其职权所发布之规章或对法规适用所表示之见解，此等解释函令，性质上应属行政程序法所定之行政规则或法规命令，均非不得作为裁判规范。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主要从主体、内容和程序三个方面把握。
[ix]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二终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1993）黄民初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等。注释: *本文系2018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青年学者项目（2018MFXH00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重要裁判说理依据。行政法学界，叶必丰教授所指，对行政法规、规章进行解释的法定解释性行政规范，以及基于准用性法律规范而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普遍性强制拘束力来源于被解释的法律法规以及准用性法律规范，[xvii]实际上正是采用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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